諾貝爾科學獎的悖謬:忽視眾多重要貢獻者,過度宣揚天才神話

10月3日,雷納·維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三位物理學家因發現引力波獲得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三人作為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項目的領導者,將分享900萬瑞典克朗(約合110萬美元)獎金。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將得到諾獎得主的頭銜。

然而,其他為LIGO項目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呢?他們的名字也出現在了那篇描述引力波的發現的論文三頁長的作者名單裡。天體物理學家馬丁·里斯(Martin Rees)告訴BBC:“LIGO的成就歸功於幾百名研究者,2017年的諾貝爾委員會拒絕頒發團體獎項這一事實正在引發日益頻繁的問題,而且在很多科學研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這一問題上給出了誤導性的印象。”

這是常見的老調子。每年物理、化學和生理或醫學等領域的諾貝爾獎頒布之後,評論家都會指出,這種認可科學家工作的方式是荒謬而過時的。這些獎項不尊重科學,反而扭曲科學的本質,重寫其歷史,並忽視了許多重要的貢獻者。

諾貝爾獎無疑有好的方面。科學發現在人類事業發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應該得到認可。諾貝爾獎的網站是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寶藏,充滿了在發表的論文中大量缺失的豐富的歷史細節。對這樣一個年復一年給科學以像奧斯卡和艾美獎那樣的熱切期盼的事件過於冷嘲熱諷是無禮的。但事實上,諾貝爾科學獎從一開始就透露出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

醫學領域的第一個諾貝爾獎在1901年頒給了抗毒素血清發現者埃米爾·馮·貝林(Emil von Behring),卻沒有頒給他的親密合作者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952年的醫學和生理學獎頒發給了抗生素發現者塞爾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卻忽略他的研究生艾伯特·沙茨(Albert Chatz),而後者才是該化學藥品的真正發現者。200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綠色熒光蛋白(GFP)的三位發現者,而這種分子經常被其他科學家用於觀測細胞內的運動,最先為GFP克隆基因的道格拉斯·普魯切( Douglas Prasher)不在獲獎者之列。

在一些情況下,研究者已經因為自己被遺漏而抗議。2003年,雷·達馬丁(Ray Damadian)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發了一系列整版的廣告抗議稱,他在發明磁共振成像中的貢獻應該被授予諾貝爾醫學獎,但卻被不正當地拒絕了。諾貝爾委員會僅僅將這項成就歸功於保羅·勞特伯(Paul Lauterbur)和皮特·曼斯菲爾德(Peter Mansfield),達馬丁宣稱這一遺漏是“必須被糾正的可恥的錯誤”。他告訴《紐約時報》,“在周一早上醒來看到自己被剔除在了歷史之外,這是我無法忍受的巨大痛苦。”

相比於誰該得獎誰不該得獎,更大的問題是每年諾貝爾科學獎的每個獎項都是頒發給個人的——最多三個。而現代科學,正如伊凡·歐蘭斯基(Ivan Oransky)和亞當·馬庫斯(Adam Marcus)所說,是“團體活動中最具團體性的活動”。有時研究者確實可能獨立得到突破性成果,但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了。即便是在一個單獨的研究團隊裡,一項發現往往隻掛一個研究者的名字,但通常情況下一組博士後、學生和技術人員都會參與其中。而且,經常有多個研究團隊在同一個項目上開展合作。LIGO團隊發表他們的發現時的作者名單寫了三頁紙,最近發表的另一篇準確估算了希格斯粒子質量的文章有5154位作者。

諾獎的辯護者稱,諾貝爾委員會受到了確立這一獎項的諾貝爾遺囑的限制。但是,諾貝爾的遺囑中要求認可單數的“人”,而且要是在“上一年度”做出了重要發現。對照之下,諾貝爾委員會對多可以認可三個人,而且可能是針對幾十年完成的工作。既然已經放寬了原有的規定,那為何不更進一步呢?正如《科學美國人》的編輯在2012年就建議的那樣:為什麼不把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頒發給團隊或機構,就像和平獎那樣?

改革的代價很低,迴避改革的代價卻是高昂的。正如生物學家阿圖羅·卡薩德沃爾(Arturo Casadevall)和費里克·范恩(Ferric Fang)在2013年寫道的那樣:諾貝爾獎宣揚了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總結出來的“孤獨天才”觀念,即“世界歷史不過是偉人們的傳記。”在科學中並非如此,而諾貝爾獎滋養了這種險惡的神話。卡薩德沃爾和范恩說道:“這強化了科學領域中存在缺陷的獎勵機制,勝利者獲得一切,大部分貢獻者被忽視。”在某種程度上,諾貝爾獎獎勵的不是做出最大貢獻的人,而在碰運氣的、迷宮般的學術界中的最強生存者。

在許多例子中,因為不能在身後被授予,誰能獲得諾獎只是看誰活得久。所以,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在發現DNA雙螺旋結構模型中做出的關鍵性貢獻沒能得到認可,因為她在諾貝爾獎頒給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四年前就已經逝世了。天文學家維拉·魯賓(Vera Rubin)通過研究星系的轉動找到了暗物質存在的證據,這一成就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宇宙的理解。科學作家雷切爾斯·費特曼(Rachel Feltman)在2016年10月說道:“維拉·魯賓應當獲得諾獎,但她等不及了”。魯賓在兩個月後就去世了。

魯賓和富蘭克林的例子指出了諾貝爾獎另一長期存在的問題。在他們所宣揚的孤獨天才神話中,那個天才幾乎都是白人男性。女性在214個生理學或醫學諾獎中僅僅佔有12個,175個化學諾獎中佔據4個,204個物理學獎中僅獲得2個。最近一個女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是瑪利亞·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 Mayer),獲獎的時間是在54年前。實際上,並不缺乏有潛力的女性受獎者。魯賓毫無爭議應該獲獎,而麗斯·邁特納(Lise Meitner)也應該憑藉在發現核裂變中的貢獻與諾獎得主奧托·哈恩(Otto Hahn)分享這一榮譽。1937到1965年期間,邁特納被不同的人提名了48次,卻還是沒能得獎。去年,天體物理學家凱蒂·馬克(Katie Mack)在推特上說道:“諾貝爾獎有其偉大之處,但我們應該記住,諾獎獲得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徵反映並放大了結構性偏見。”

也許,如果不是因為諾貝爾獎如此重要,這些都不是問題。除了金錢獎勵之外,諾獎獲得者實際上還得到了一連串獲利頗豐的回報。他們的論文會獲得更多引用。相比那些被提名但沒有獲得獎項的人,他們也很可能多活一到兩年。而且,這一獎項為他們的偉大打上了永久的認可印記。和頒發給“在工作中展現非凡創造力的人”的麥克阿瑟天才獎不同,諾貝爾獎認可的是一個特定的發現,然而這一發現會被永久宣佈為智識力量本身,從而將一項歷史性成就和獲獎者的所有想法等同起來。

當一些諾獎得主變成偽科學或偏見的擁護者時,這就產生了問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在1956年因為發明晶體管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後來他成了優生學的支持者,主張低智商的人群——主要是非裔美國人——應當被消除。詹姆森·沃森(James Watson)也認為非洲人的智商低於平均水平。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由於發明了在全球生物實驗室廣泛使用的複制DNA的PCR技術而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成為了占星術的積極支持者,並且同樣積極地否認人類造成氣候改變以及HIV病毒和艾滋病之間存在聯繫。他還在自傳中寫道:他曾經遇到過發光的浣熊,它有可能是外星人。

平心而論,和每年應該有多少人獲得諾獎的問題不同,諾獎獲得者走上歪門邪道的問題不是諾貝爾委員會所能夠解決的。這是因為我們傾向於把諾貝爾獎視作科學價值的完美典範所造成的。事實並非如此。和其他獎項一樣,它也存在缺陷,也有主觀性的問題。通過將其具象化,我們使得諾獎獲得者自我過度膨脹,同時貶低了那些沒有獲得諾獎的貢獻者。科學作家馬修·弗朗西斯(Matthew Francis)去年就寫道:“最終要靠我們自己把諾獎趕下王位,這些獎項通過我們的許可支配著我們對科學以及科學研究如何進行的認知,我們早該收回許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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